在新疆青年小说家中，温亚军算是突围出去的一个，他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，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也常有选载。早年他曾对我说，新疆的青年小说家中，他最佩服尹俭，尹俭最有希望。那时候，我和温亚军与尹俭都是要好的朋友，彼此了解，对温亚军的估价，我也是赞同的。因为，我心中也认为，新疆青年小说家中，尹俭是最有才华的一个。

我和尹俭相识，近二十年了。他很多年住在南梁，和我的单位很近，所以我是三天两头跑向他那里，和他瞎聊，聊社会，聊人生，聊文学，聊朋友。尹俭常说，我和乃亭是三五天要开一次笔会的。可以说，尹俭是知道我的一个人，我也是知道尹俭的一个人。这样说，倒不是说，接触多的人，就一定相知，可我和尹俭，应该说都是能知道熟悉的人的人，说我们俩相知，我有这个自信。我以为，在人群中，尹俭的悟性，是上乘的，尹俭的激情，也是上乘的。

最早读尹俭的作品，是我们刚相识的时候，大概是发在《西部文学》上的两个不长的散文，一个是写阿里的，一个是写广州海岸的，两篇的事情看上去也平常，但让我吃惊的是，在他的叙事里，有一种冷峻苍凉的调子。写冷峻苍凉的事物，冷峻苍凉，容易办到；但写平常的事物，冷峻苍凉，我觉得就很难。除非这个作者有冷峻苍凉的情愫，也有高的表达这种情愫的能力，才能做到。读了，我就很佩服他。后来，我又读了他几篇东西，还读了他发在《新疆日报》上的两首诗，都觉得好，觉得是自己写不出来的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尹俭的名字就上了我心里的朋友本里。就是说，我要与其主动交往，即使他不理我，我也要理他。

尹俭在《民族作家》当编辑的那么些年，不坐班，时间很多，几乎天天坐在家里，他老婆上班去了，就他一个人在，所以我一有空儿，就往他那儿钻。时间多，他就写东西，那时候，他真是写了好多好东西，写出了，他就让我看，我看了，感觉到好，就说好，感觉到哪个地方不好，就说不好。有时候我们也为某些认识争辩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写出了散文《大地上的风》，这个散文写得真是太离谱了，也真是太好了。说它离谱，是它太不像先前的散文了，整篇扑朔迷离，如恍如惚，把自然的微妙和人内心深层的感觉捕捉到了，是那样淋漓尽致，而行文，又是那样行云流水。我读着，就感觉，没有对细微事物特别敏感和洞察的人写不出来，有了这个素质，没有深厚的笔力也写不出来。比如说我，是绝对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杰作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它不是太好了吗？然而放下文章，我也感觉，这样的东西，只能给少数的读者来欣赏，给从事文学的人来欣赏，因为一般人只喜欢欣赏生活里呈现出的东西，不喜欢欣赏掩藏在生活背后的东西，清晰的东西对普通人有魅力，相对模糊而细微的东西让普通人觉得费力。所以，我估计，广大的读者会排斥这篇文章。果然，这东西在《新疆经济报》上发表以后，不受读者的欢迎，甚至不受文学圈里的读者的欢迎，要不是当时的责任编辑孤岛的极力坚持，说不定发表都成问题，因为它的确已经被几家报刊退稿。但我以为，这丝毫不影响这篇散文的艺术价值，惟其如此，才证明，那的确是一篇绝对上乘的作品，老子说过，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。斯言甚是。

另外，还有那篇《父亲的假牙》，也是一篇很小的散文，我也把它记住了。它最多有个两千字，写父亲的假牙，但分明又不是在写父亲的假牙，把假牙想象开发出去，里面充满机智和暗示，它将象征和怪诞结合得恰如其分，通过一个具像，散发出对社会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，是一篇艺术上新鲜而思想上深刻的好作品。看到尹俭佳作不断涌现，而我老在原地上踏步，心里不免焦急，就不得不对自己作深深的思考。那时候，我在单位里做一个杂志的编辑部主任，又兼一个小杂志的主编，不但要编稿，还要应付行政，应付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事情，头绪烦乱，虽然内心里很忠诚于文学，虽然也能抽出时间写一点东西，但实在地说，那些东西太平庸了。相比尹俭，我就觉得，先前对文学的理解没有错，要把文学搞好，哪怕是相对的搞好，一定要心纯。尹俭就是因为心纯，才写出那样的好作品。有了这样的深深的理解之后，我才可能在不久，下死决心调出原单位，丢弃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的诸多利益，去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。其所以之后还写出了一点像样的东西，其所以当时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，是受尹俭的行为启发的。

人的悟性是有差别的。悟性好的，那就是好，悟性不好的，那也真的没办法。尹俭的悟性，那是没的说的。在思考问题和讨论问题时，他能猛一下到达事物的深处。他很有激情，特别爱激动，话语时常像浪涛一样汹涌，眼光迅速转换，脸胀红着，旁若无人。因为他，我常常分辩不出想象力和判断力到底有什么分别，因为我老觉得他的判断大多是想象。其实所谓悟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一下跳到事物那个根部。无疑，在文学上，他自然表现出良好的悟性。对文学一些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，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感受到的，可尹俭能感受到。他不止一次向我说过，一个地域的文学，应该像这个地域一样独一无二，应该和这个地域相对应。我也感受到，他多年的努力，就是孜孜地寻求与新疆这片土地相对应的小说行式。然而他的理论好象有点偏激，他说，一个地域的最佳小说行式是绝对惟一的。他就是要找到这个惟一的形式。可以看出，他的这个寻找非常艰苦。可我对他这个理论，有不同的看法，这就是，一个地域的小说，既然是这个地域生长出来的，那就一定带有这个地域的痕迹，一定与别的地域的不同，但这个地域的作家，不是一个作家，就像这个地域的人，都带有这个地域的特征，但每一位有每一位的面貌一样，美绝对不是惟一的，应该是各种各样的。因为他的这个看法，所以，他把那个形式神圣化了，宗教化了，那个形式就永远飘浮在他的精神高地，他就永远寻找不到，于是特别费劲。我倒觉得，他应该轻松点，自然些。不过，他的那个理论，在客观上，让他的写作特别认真，绝不放松。

这一次，他出版文集，恰好我是责任编辑，我认真仔细地阅读了他的全部作品。我觉得，我先前对他的估价没有错。作为作家，尹俭是够份量的。他的小说，在很多大刊物上发表，中篇小说《脱手的冷兵器》在纽约《世界日报》“小说世界”版连载。他的题材，大多取材于阿里藏区，也有一部分取材于乌鲁木齐。写阿里的，有的是当地藏族同胞的生活，有的是部队生活，有的是部队和藏族同胞交杂的生活，他入木三分地表现了那里的生存状态，那里的人的宗教，文化，精神，风俗，生活方式。可以说，他的小说内容，是非常独特的，因为阿里藏区本身就是独特的，它是遥远的，偏僻的，是很少有人光顾的，这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严峻，这里与祖国主流地区人的生活、文化和精神是那样的不同，这一切，就使尹俭的作品带有特别的异质性。即便是那部分写乌鲁木齐生活的作品，也一样有与众不同的东西。另外，在写法上，他的小说注重细节，淡化情节，淡化故事。这无疑是作家跟自己较劲，弄不好，这样的小说就轻飘飘。对生活没有深入细致的体验，笔力不够不能将丰富细微的东西表现在作品里，都可能使这样的作品砸锅。可以说，这样写，是对一个作家才华的考验，对生活体验的考验，对阅历和思想的考验，对驾驭文字能力的考验。不料，尹俭竟做成了，他把这个劲叫上去了，他的小说够份量。他的小说细腻而到位。这样，他在有限的篇幅里，表达出丰厚的内容，把他的才华和思想恰好地发挥了，表现了，不这样写反而可能浪费了他的某些东西。所以说，什么样的人，选择什么样的方法。他的散文，有一小部分也是这个特质。显然，这样写散文是不好的。小说可以发挥想象，把自己的所有积累能够灌进去，而散文，由于受真实的限制，就显得轻了。况且，散文大多像面对面地和读者说话，过于细腻，听的人就有点着急，听话的时候，人们喜欢听明白的，不像欣赏艺术，也喜欢模糊的。我倒觉得那些探索性的散文和那些短小的杂文式的散文，是尹俭今后写散文的路子，如《大地上的风》《父亲的假牙》，都表现出他的创造性的才华。如果篇篇都是那样的，多了，就能成气候。他收在文集里的诗歌不多，但首首都很有才气，有自己的个性。

虽然尹俭写出了够份量的作品，可是他在中国文坛上没有多少影响，甚至在新疆文坛也没有足够的影响。或者说，他的影响，和他的作品，不成正比。在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单纯地想，只要写出了好作品，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报偿，也就有了相应的荣耀和鲜花。这样想，真是太单纯了，太可爱了。世界如果真是这个样子，那么卡夫卡和曹雪芹活着的时候就不用受罪了。尤其是，在当下的一二十年里，中国人爱钱都爱疯了，所有崇高美好的东西都被压在屁股底下了，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主动欣赏高雅？浮躁将人内心里天生的那点美好破坏得一干二净，荡然无存。而尹俭的作品，基本脱胎于西方现代派小说，其特点是高雅而难读，只有静下心来，像品苦茶一样地去品，才能品出醇味。所以，他的被冷落，看似无理，其实也有理。谁叫你写出高雅的东西？谁叫你在这个时代，写出这样高雅的东西？所以，从大的方面说，被冷落，是必然。另外，他的被冷落到了这个程度，我以为，与他的性格也有关。他的骨子里有一种东西，说得好听点，是孤傲，说得不好听，是太自以为是。因此，他是不太容人的，尤其是不太容文坛上混的比较好的朋友的缺点的，所以文坛上的好些朋友被他得罪了。而文学的影响，又需要敲锣的，打鼓的，抬轿子的，把人都得罪了，还有谁给你做这些事？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可是一种新的香酒，在深巷，要人知道，是需要时间的。也许还没等到人们知道你的酒香，这段时间你熬不下去了，只好关门倒闭。这岂不冤哉？

近些年来，尹俭做了电影家协会的秘书长，也弄了几部电影。现在，好象知道他弄电影的人比知道他弄小说的人还要多。可我认为，他的电影作品，远不及他的小说。真正能代表他的，还是小说。

不管怎么说，尹俭还是尹俭，他就像被禁锢在牢笼里的困兽，向往着森林，向往着江河，他不安着，躁动着。因为，他的身体里蕴积着力量，蕴积着激情。

我想，他是可以冲出牢笼的。我祝愿，他冲出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乃  亭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5年10月15日     于红山